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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欢迎您光临九三学社合肥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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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光明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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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来源时间:201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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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市委组织社员参加杨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我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可是我的心和大家相通的。” 杨佳的开场白还未说完,安徽大剧院内爆发雷鸣般的掌声。5月29日,社市委组织社员聆听由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和九三学社安徽省委联合主办的“杨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杨佳作题为《走进光明 走向世界》主题演讲,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现其自信乐观、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
  杨佳,九三学社社员,1963年出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副主席、北京市残联理事。她15岁以优异成绩考上郑州大学,19岁留校成为英语系最年轻的教师,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4岁成为中科院最年轻讲师。29岁不幸失明后,杨佳选择了更加坚忍不拔的人生态度顽强与命运博弈,她克服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艰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0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学成后,她首创“三V”教学法,在国内率先开设《经济全球化》和《沟通艺术》课程,将哈佛顶尖课程本土化。杨佳担任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提供培训,创建志愿者对外交流“NP3S”标准,填补国内空白。她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性。2008年,杨佳成功当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2009年2月,当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并且连续两年连选连任。2011年5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表彰杨佳在促进和保护残疾人人权方面所做工作和杰出贡献,授予她“校友成就奖”,使之成为获该奖的大陆第一人。
  与会社员表示,杨佳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更是九三学社的的骄傲,她活出了精彩,谱写了生命的赞歌。我们要将杨佳带给我们的感动化为前行的动力,珍惜生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范媛媛)
  
  
附件:
                                                                                              杨佳同志事迹报告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可是我的心和大家相通的。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还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也是南方人,我出生在湖南长沙,故乡山山水水令人难忘。从我家窗户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丽景色,山路上行人的身影看得清清楚楚,不时传来山脚下湖南艺校唱花鼓戏的声音。
  从小我就爱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来,爱晚亭、黄兴路,还有白鹤泉。山上有很多奇花异草,到了杜鹃花盛开的季节,红红的山花漫山遍野,好看极了。
  中学我就读湖南师大附中,这是一所百年名校。我当时是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和英语课代表,还是长沙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员。郭沫若的那篇《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我影响很大,我的愿望就是将来做一名科学家。1978年我在读高一,正好赶上全国高考,因为成绩好,加上在长沙市中学生数学、英语竞赛均进入前三名,学校老师让我去试一试,我想,试试就试试!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那年我15岁。
  77级、78级的大学生有个特点,年龄相差很大,有30多岁的,也有像我这样的,其中有兄妹、有夫妻,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我国积聚了十年的精英,大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回到久违的大学校园,个个都憋足了劲苦读。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我们同宿舍有7个人,我睡上铺,可半夜醒来还能发现下铺还有灯光。原来这位同学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还在那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从小只知道学习是一种乐趣,到了大学,才知道学习是一项艰巨的劳动,才懂得了什么叫使命感和紧迫感。
  开学第一天,外国专家立了条规矩,大家听了后面面相觑,他说:“no Chinese”(不说汉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课堂上勉强做得到,课后呢,可就难了。为了约束自己,养成不说汉语的习惯,大家在房间里放了个存钱罐,谁要是说了汉语就要罚1毛钱,当时一毛钱很值钱。大家非常自觉,没几天存钱罐就满了,大家出去吃上一顿,可渐渐地,罐里的钱越来越少,大家的英语水平也越来越高,就连说梦话都在说英语。不到一年,我和我的同学迈出了外语学习中最关键的一步,实现了用英语思维的质的飞跃。
  大学四年我加倍努力,在学校里我是年纪最小的,也是成绩最好的。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论这本小说的主题思想及象征手法,美国导师SCOTT PUGH博士破例给我打了满分,100分,这也是郑州大学英语系有史以来的论文最高分。就这样,我提前毕业,进入青年教师进修班学习,成为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老师。
  19岁,站在大学二年级的讲台上,台上台下年龄相仿,学生们都喜欢我这个小老师。按照当时的规定,工作必须满3年才让报考研究生,就这样,我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4岁便是这里最年轻的讲师了。教硕士,教博士,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一路走来,阳光灿烂。
  我从未想过,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我眼前的世界朦胧起来。先是讲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更可怕的是,视力不行了,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医生确诊后悄悄告诉我父亲,父亲一夜白头,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可是,当新办的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证递到手中,我已经看不清楚自己的像片了,我流泪了。
  我想方设法在讲台上坚守,不肯倒下,周末和假期却不再去图书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西医、中医、针灸,甚至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可都无济于事。终于,在一个早晨,我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
  失明的痛苦难以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中途失明的人,如果大家蒙上眼睛,试着去生活一天,可能多少会找到点感觉。可对我来说,这一体验就是整整19年。白天还是黑夜对我都失去了意义。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多少次,我在心里想啊,盼哪……天,怎么老不亮啊!
  随之而来的还有婚姻家庭的破裂,他走了,也带走了心爱的女儿……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残疾女性更难,而盲人又是残中之残!
  一次坐公交车时,有人提醒我:“那儿有个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呢?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像变了个人,沉默寡言,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见人。熟悉的环境变得如此陌生,即便在自己家里也是四处碰壁,多少次,我被半开着的门、桌椅板凳撞得头破血流,身上常是青一块紫一块。举手投足处处都有危险,一迈腿踢倒了热水瓶,一抬手打碎了茶杯。为了适应我,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原来放在屋子里的家具摆设全都靠了边。我变得沉默寡言,苦苦思索,我该怎么办?是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
  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导师李佩先生。她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是我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先生的夫人。为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他的丈夫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也是中科院力学所第一任所长,为我国成功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殚精竭虑,献出了生命。飞机失事的那一刹那,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夹在两人身体之间的绝密资料完好无损。可是,两人的身体却无法分开,只能合葬。唯一的女儿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家三口只留下李老师一个人了。但是,李老师还在教学,还义务为学生补课,我研究生一毕业,她就带领我一道去了北大芍园参加阅卷工作,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博士生的CUSPEA项目选拔人才,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
  导师的崇高信念和人格风范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选择坚强,从头再来!
  我像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给绊倒了。用吸管喝饮料,一低头,吸管却戳伤了眼睛。现在大家看着我戴着眼镜,不是为了装饰,而是防止眼睛再受外伤。可我从不戴墨镜,那是因为我还想留住昨天,留住用目光和大家交流的习惯。我不肯告别阅读,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黄佳妮老师请教,从ABC开始摸起。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摸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的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9年,6000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有几次在地铁换乘站上车时,由于人多拥挤,一不留神,我一脚踩空,陷进了车箱和站台的空档,腿磕破了一大块。父亲慌忙把我拽起,问我伤着没有,我强忍着疼摇了摇头说:没事,没事。
  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室迎接我的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不会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操作台的触摸屏上被我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新学期上第一堂课时,我总要尽量多提问,学生们更不会知道那是我在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当他们从报纸上电视里得知我的情况时,简直不敢相信,再次面对我,学生们潸然泪下。教学评估中,博士生们给我打了98分。他们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我们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形容您的风采。您的内涵如此丰富,您的授课如此生动,在获取知识外,我们获得了乐趣和做人的道理……。
  顺便说一句,写这句话的博士生班长,今天也赶来了,他就是为我们重庆争取到多个国家项目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4研究所罗木昌博士。
  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地出版了,有《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导师李佩先生亲自做序,并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新世纪里,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提出了创建“国际知名、亚洲一流”的发展目标,我又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我还想读书,而且目标十分明确:要读就读最好的大学,要学就学最新的专业。2000年,我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院长《软实力》一书的作者、全球化理论权威约瑟夫·奈。
  哈佛老师上课很活,往往采用案例教学并借助于图像讲解,记得《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老师一上来就挂了两张图:“这是里根时期的经济……”,“这是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大家看了一目了然,可对我来说却是一片茫然,只好课后加班。由于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记笔记,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的键盘,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等身边的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字来。一堂课下来,同学们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
  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不够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 paper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就这样,我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
  在哈佛我追随大师,我发现最具有国际化的肯尼迪学院的权威课程“领导艺术”里,竟然找不到我们中国领导人的身影。这不行,卓越的领导人,你们西方国家有,我们中国也有。但是,让哈佛教授把目光投向中国绝非易事。因为哈佛着眼于本国总统,更何况任课教师不是别人,正是30岁便入白宫,曾效力于尼克松、里根、克林顿等四位美国总统的哈佛顶尖教授大卫·戈根。我知难而进。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中国学子凭着对伟人的坚定信念和一腔爱国热情,使伟人精神超越了时空。戈根教授邀请我为他本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做总结发言,并为我赠书题词:“Jia, 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最高分“A+”。哈佛同学把一篇有关我的专访“TURNING DARKNESS INTO LIGHT”(变黑暗为光明)挂到哈佛校园网上, 一时间“佳,我们的骄傲!”“佳, 我们的榜样!”……网上评论不断。
  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congratulations jia, you're China's soft power!” (“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感到无比自豪,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咱们中国人是好样的!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项目负责人捷克博森在致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信中这样写到:“毕业典礼上杨佳赢得了全体师生起立,长时间的为她鼓掌。大家这样做是对她取得巨大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她所代表的国家的那种美和智慧以及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肯定……”
  哈佛学成归来,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光明世界。回国第2天,北京申奥成功,同年我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研究生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国首创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成功将哈佛MPA课程本土化,受到了同事和学生的欢迎,我的课程被挂到网上,创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课堂”点击量第一的纪录;我所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自己也由“优秀教师”成长为“杰出贡献教师”和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
  志愿者工作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担任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我还担任了《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唯一的盲人女性。
  2008年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就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邀请我直播为期两周的“杨佳日记”(YANG JIA JOURNAL)栏目,开创了全国政协委员用英语全程对外宣传两会亲身经历的先河。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颇受好评,成为CRI品牌栏目。残奥会期间,我再次应邀主持 “杨佳日记” 专栏,以外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角度宣传中国残疾人事业。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真履职,建言献策。我的建议《怎样做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被有关方面采纳。我还就如何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10多项涉及维权方面的问题在政协大会上呼吁;对节能减排等涉及多领域和政府政策层面的问题提交了提案。
  其实,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2008年,我随全国政协团在上海视察,一份急电使我中断行程,立即赶赴纽约竞选“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委员。这是联合国新设的一个人权机构,其使命就是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到了纽约,我才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这是历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联合国官员竞选,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全力以赴。有41个缔约国参加投票,23名候选人。根据公约规定“首届委员会由12名专家组成”。12名委员中,一半任期两年,一半任期四年。公约还规定“委员会成员应以个人身份任职,品德高尚,在本公约所涉领域具有公认的能力和经验”。能否当选?澳大利亚候选人罗纳德麦考伦教授一个月前就天天在联合国总部进行游说了。能否当选?我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我活跃在会场内外,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热情同各缔约国代表问候交谈。11月3日,也就是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的前一天,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始投票。角逐无声而又激烈,一轮、二轮、三轮,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紧接着开始抽签,中国又幸运地成为任期四年的国家。
  我忘不了,九三学社中央韩启德主席给我发来了贺信,信中说:“担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既是荣誉也是责任,相信你一定能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联合国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人权领域斗争尤为激烈。无论是在美国人把持的秘书处还是在委员会中,冷战思维明显存在。2009年2月,我参加了委员会首次会议,感觉处处受到排挤:要求发言,举牌子很长时间也不给机会,人家不理不睬;好容易争取到机会,发言的内容又被故意曲解;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我发现委员会领导层的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唯独没有亚洲。议程草案中,关于领导者的选拔方式也明显与国际惯例不符。我像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据理力争:该委员会口口声声谈人权,世界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中国!哪个洲残疾人最多?亚洲!我的勇气、我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得到委员会两次提名,最终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并在2010年年度选举中再次连任,成为四位官员中唯一的连任者。这既体现了各国委员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彰显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中国的影响力必须靠我们自己去拼搏方可获得。联合国目前存在着将中文边缘化的趋势。去年2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最终讨论通过委员会“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时,秘书处突然发难,以联合国经费紧张为由,要求委员会工作语言中取消中文。我决不让步,联合其它委员,据理力争,最终捍卫了我们中华文化世界地位,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话语权。
  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第一年,2009年5月迎来了我国第19个助残日,我说服委员会主席特别向中国发来贺信。青海玉树 7.1级地震,我在第一时间请求联合国发表声明,这样做绝非易事。因为委员会当时正忙于讨论2月27日智利震后重建工作,根据青海玉树地震第一天的报道,无论从伤亡人数、地震强度还是受灾面积都不及智利地震,我力陈青海玉树地震的特殊性:一是高原地区,二是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偏远山区,会给救援带来更多的困难,需要给予更多的人道主义声援。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2点44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和人权高专办,发表“关于中国青海玉树地震的声明”,对我国政府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的各项权力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并提出建议。这种闪电般速度,对于联合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被推崇为“中国模式”,成为应对突发灾害的成功范例,我也因此被推选为委员会“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专家组成员。就这样,我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让世界把目光一次次投向中国。
  地震也提醒我们,残疾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个健全人刹那之间就可能成为残疾人。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60多亿人口,其中有6.5亿残疾人,每个国家、每个城市、每个社区都有残疾人。残疾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全社会都应该关爱生命、关爱残疾人。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也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宗旨,公约第一条明确指出:本公约的宗旨是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公约”生效迄今仅两年,反响强烈,已有147个签约国和99个缔约国。各国政府已经普遍认识到,如果忽略了残疾人这一群体,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哪一项都无法实现。
  2010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履约年,委员会开始审议《残疾人权利公约》首份国家履约报告,15个缔约国已向联合国递交了报告。按照规定,我国也于去年8月30日向联合国递交了首份国家履约报告,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走向世界,不断融合”。我刚从联合国开会回来,会上,我们审议了突尼斯的国家履约报告,接着就是西班牙、秘鲁和中国了。这标志着残疾人事业领域国际规则的执行刚刚开始,也意味着科技助残全球化的竞争更加激烈。因为残疾人要实现“平等·参与·共享”,尤其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科技一定要先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美国打破了不加入任何国际人权公约的惯例,于2009年成为“残疾人权利公约”签约国,并有望于奥巴马任期内成为缔约国。在与残疾人息息相关的信息无障碍立法方面,美国先于中国于去年10月8日出台了21世纪新通讯法。去年年底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全球论坛,其主题就是:科技助残:全球机遇和挑战。美国正想方设法锁定全球6.5亿残疾人这个大市场。中国是世界残疾人口第一大国——8300万,具有悠久助残先进文化,早在《论语·卫灵公》中就详细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孔子,细致入微地帮助盲人乐师的故事。我们应抓住机遇,抢占阵地。作为崇尚科学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和九三学社社员,我已提出建议,创办“科技助残全球化研究中心”,填补世界空白。
  作为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我在开拓一个新领域,这一领域是人文外交、科技外交、人道外交的复合,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时机。
  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的光辉。通过我可以让世人看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看到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国家会更好。
  我追随历史脚步一路走来,改革开放初期的我还是个心明眼亮的小姑娘,高考使我由一名高一学生变成了一名大学生。
  人生无常,虽然五彩缤纷的世界在我眼前已变成漫长的黑夜,但我坚持走自己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
  上周,在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上,我再次当选副主席。再透露一个好消息,我刚收到哈佛大学的贺信,我荣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校友成就奖,5月14日在美国颁奖。哈佛毕业十年,众多校友中,我作的工作再次受到关注,我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来自大陆的中国人(除了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此之前获奖的全都是外国人),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我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亲爱的祖国。
  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同大家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他们已是近80岁的老人,父亲带我去学校上课已力不从心。作为女儿,我很内疚: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但他总对我说:只要爸爸还走得动,就会继续带你走下去!
  我感谢中科院领导对我的关爱,感谢中科院研究生院,我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这里有我过去的光明,也有现在的灿烂!
  我感谢九三学社对我的培养,在我人生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九三,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了我,给我温暖、给我力量,让我的生命充满阳光,犹如中央电视台的获奖片名“杨佳的阳光世界”。
  我感谢中央统战部领导及中国残联、全国妇联和社会各界的关爱,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岁之后,超越自我。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
  感谢命运让我知难而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我们携手共进,战胜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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